在稻城亚丁亲历高原空中医疗转运

05 November 2015 ,  —

北京


稻城亚丁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也坐落在这雪域高原童话般的风光之中。


近日,国际SOS医疗团队将一名重症患者通过医疗包机的方式从稻城亚丁转运至深圳,顺利完成了全球首次从这里出发的医疗包机转运任务。作为国际SOS的一名普通员工,Leo亲身参与了此次医疗转运。

早上9:15分,稻城。

飞机缓缓降落在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我曾多次想象与这“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相遇的情景,但从未想过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竟会是这样的情境——亲眼见证一次与生命竞速的空中医疗转运。

(此次医疗转运对机型和机组人员的要求异常严格,由于海拔较高,国内所有的医疗专机无法进入稻城亚丁机场,国际SOS启动了先进的公务机机型Gulfstream 550进行转运,双机长配置加上一名副驾驶,均有20多年飞行经验,确保全程航线万无一失)

这次需要转运的患者是一名来稻城旅行的游客,由于强烈的高原反应,该患者突发严重并发症,并且病情持续恶化。国际SOS台北援助中心接到病人家属的报警电话,即刻启动北京援助中心,制定了医疗转运计划。作为国际SOS的一名普通员工,我有幸与医疗团队一起,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次惊心动魄的救援过程。


(卸下医疗设备和药品,前往医院)

飞机一落地,我们便拉上从北京带过来将近150公斤重的各类便携式医疗设备和药品,坐上早已在机场等候的车辆,从机场赶赴病人所在的当地医院。在车上,负责这次医疗转运的和宇医生接到了患者在当地医院的主治医生打来的电话:医院早上查房时,发现病人突然昏迷,体温很高,情况有所恶化。而三个小时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病人仍然处于清醒状态,这通电话,映衬着远处巍峨起伏的雪山,似乎预示着接下来将是一场硬仗。

很快我们便到达了患者所在的医院,海拔3,700米。北京援助中心事先调配好的救护车早已在这里等候。由于当地医院没有重症监护病房,病人住在一楼的急诊观察室里,院内的医护人员尽可能地提供了治疗,但是由于条件有限,很多医疗设备如呼吸机并没有配备,一些必备的药品也相对缺乏,病人情况恶化后,医务人员有些一筹莫展,我们的到来,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医务人员在为病人治疗,和医生戴上了医用护目镜,保护自己,同时也为病人负责)

和医生以及同行的专业飞行护士杨一君立即观察病人各项生命体征,并向主治医生了解了详细的情况,紧接着取设备、为病人吸痰、给药、插管、设置参数,利落地忙活了一阵儿,终于让病人可以通过呼吸机供氧。整个抢救过程将近30分钟,站在一旁的我因为高原反应已经有些头晕心慌,两名医务人员却顾不得那么多,专注地抢救病人。杨护士一边操作,一边与当地的医护人员交换经验。她以前是澳大利亚一家医院重症监护科的护士长,加入国际SOS后,成为一名急救飞行护士,在国际SOS工作5年,先后已经用完了4本护照,飞遍了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自己也记不得护送过多少病人。

(这是当地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中医疗转运,国际SOS医护人员对病人实施抢救,对当地的医务人员来说,也像是一场生动的培训)

在当地医务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将病人通过便携式担架运上救护车,前往机场。杨护士特意从大箱子里拿出一次性护理垫和羊毛毯垫在担架上,尽可能让病人感觉舒适、暖和。在我看来,这样小小的一个细节,让“医者仁心”这四个字顿时有了温度。

(和医生向国际SOS北京援助中心打电话汇报情况,这是公司医疗转运严格规定的流程,以便援助中心的医疗管理团队可以监控病人的最新情况,实时评估、保证收治医院也能获得及时的案情进展,同时方便运营团队及时调配资源)

在前往机场的途中,病人又两次出现突发状况。两名医务人员立即通过注射药物稳定病人。后来我问他们:“你们出发前怎么决定要带哪些药品呢?”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做空中医疗转运,总是将墨菲定律铭记在心,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打算,尽可能准备齐全所有可能需要的药品。这些药品都会定期进行检查,根据功效、批次来分类并贴上醒目标签,无论是需要即刻出发,还是突发情况,都能迅速应对。”

(将病人从救护车护送上飞机)

到达机场后,机场工作人员协助我们用传送带将担架上的病人送上飞机,细心的和医生此前已经对传送带的稳定性和防滑程度做了测试,确保运送病人的过程安全无失。顺利将病人安全转移至机舱内后,杨护士自身的血氧饱和度也降至70%,自己也赶紧吸上了氧气。从小在云贵高原长大的和医生后来也说,由于搬运病人比较费力,这是他第一次在高海拔地区执行任务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


(从稻城飞往深圳的途中)

在从稻城飞往深圳的三个小时行程中,因为高反身体不适的我,在座位上昏昏睡去,两名医护人员一路照看病人,紧盯着监护设备上的指标,迷糊中我似乎还看到和医生还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后来才得知,和医生所记录的是详尽的交接记录、病人体征、治疗过程、病人反应以及药品消耗情况等,以便为后续的治疗和会诊提供依据。

(抵达深圳机场)

历经三个小时的波折,飞机终于抵达了深圳。此时,机场救护车已在停机坪等候,两名医护人员通过机场救护车将病人转送出机场,而后又通过事先安排好的120救护车将患者运送至当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与事先联系好的神经科会诊医生交接。当地医生早已通过援助中心了解了病人的基本情况,很快便为病人安排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在将病人顺利交接给收治医院的医生后,从凌晨就开始为此次任务做准备的杨护士终于松了口气,难掩一脸疲惫,和医生则在向援助中心的医疗管理团队汇报最新的进展)

在深圳休息一晚后,我们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第一次参与医疗转运的我,对于此前刚经历的一切,仍然激动不已,两名同事也成了我眼中的英雄。

此前,我与和医生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北京大学十年制医学生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国内顶尖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有过四年工作经验,后来加入国际SOS,负责医疗咨询及急救医疗转运工作。在从深圳回北京的飞机上,我一路不停地向他表达我的敬畏之心,弄得他有些不好意思,腼腆一笑:“嘿,这就是我们该干的活儿,这次出任务的是我们俩,其实背后是整个团队在努力,我们的运营团队负责协调飞机、机场、救护车、接收医院等各个环节,正是他们,才让整个过程无缝衔接,丝毫没有耽搁病人的病情。类似的医疗转运每天都在我们援助中心上演,这次案例特殊的地方在于高海拔带来的挑战,单就病人病情而言,我们援助中心的每个医生都遇到过更为复杂和棘手的案例。”他的笑容里,仍然透着一丝疲惫,却充满了温厚的力量。

后记:回到北京后,我还陷在对过去这个惊心动魄周末的回忆里,不停向周围人感慨。 而和医生已经回到援助中心继续值班了,杨护士则正准备飞往杭州,执行另一次医疗转运任务。后来我才了解到,在我们赶赴稻城的前两天,北京援助中心已经派出过另外一名医生前往当地,打算通过陪护病人乘坐民航班机的方式前往成都治疗,只是在那名医生飞往稻城的途中,病人情况突然恶化,于是援助中心迅速调整方案,调配资源,采取医疗包机的方式进行转运。整个过程的跌宕起伏,远比我之前想象的更为复杂,而其中所有的付出,在挽救生命面前,又显得多么不足为道。